《戰鬥在香港--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》

今年是抗日勝利七十週年，對未曾經歷戰亂的人來說，二戰似乎是很遙遠的事。但相信對曾經在戰爭中挺過來的人來說，只怕當年的日子歷歷在目，至死難忘。

對讀歷史的人來說，心中一向有個迷惑點﹕何謂史實？是由官方修撰的史書，還是曾經生活在當時人的眼中才是？但歷史永遠是交織而成，官方的史實、民間的記載、外國的記錄，好的歷史學家，猶如一名偵探，在這些資料中找出相關的資料，推敲出近似歷史真相。為何說是近似歷史真相？因為當事情用文字記錄下來時，無可奈何一定帶有下筆者的個人觀感及對事件的取捨，所以最後得出來的歷史，永遠只能是接近的歷史真相，而不是真正的歷史。

而在眾多資料中，個人比較喜歡看口述歷史或文人的個人記載。官方的史書，只會看到大局面，但實際細緻的情況，只可以透過這些市民口中得悉一二。

之前知道香港在抗戰期間，曾存在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(簡稱港九大隊)，在 戰爭期間積極抗日及營救大批文化人和外籍人士。但看了此書後，才知此部原來是由共產黨員組成。而當抗戰勝利後，這些隊員不少隨黨回內地，甚至共產黨建國後，在不同的單位擔任公職。

個人認為此書在編排時也頗花心思，訪問在九龍、香港、荃灣及新界的不同港九大隊隊員的經歷，可以略窺當時日軍在香港佔領的情況。明顯對市區的控制力較優，而新界地方因地方較大，控制力較弱。此外，當時新界的居民戰時的生活比市區稍佳，因為當時本港尚有耕作，新界居民大部份以農業為生，至少在食物方面不如市區般緊張。

當時的少年真的比較熱血，很多是十三、四歲已加入港九大隊抗日，無懼生死，只為不忿日軍殘殺。但當時的居民雖然沒有加入港九大隊，並不代表他們貪生怕死。有些為保護港九大隊隊員的下落，寧願被日軍迫供致死，也不願口吐一言。

對曾抗日的老兵來說，世人忘記他們的功勞的確令他們失望。但退一步來說，因為抗戰後香港一直處於非戰亂的情況，才會令市民不經不覺地忘記他們。惟望戰亂早日可以在世上消失。



《戰鬥在香港--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》，邱逸、葉德平著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初版

《玩轉腦朋友》(Inside Out)

 

上畫了差不多三星期，才終於抽時間去看《玩轉腦朋友》。星期五晚八時多的場數，除了前排第一、二行外，全院滿座。

一直好欣賞彼思的動晝，但實際看的不多，喜歡的也不是《怪獸公司》，而是《沖天救兵》(Up)，現在又多了這套《玩轉腦朋友》。其實我認為彼思有些作品，是給成人看，只不過用動畫表達出來。《沖天救兵》開首那段男主角與其太太由童年相識、長大結婚、婚後種種經歷到太太逝世一段，雖然只十分鐘，甚至沒有聲音，卻感人至深，至少我是哭著看完這段。全片的男主角，並不是胖胖的童子軍，而是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，甚至是被迫要入住的老人院的長者。我們多多少少可以在這個男主角身上，找到共鳴。年輕時，雖人沒有自己的夢想，但隨著實際的生活，家庭、工作，令我們主動或被動地放棄。夜闌人靜時，我們或許會拿出來緬懷一番，卻難再有實現這個夢想的衝想。但《沖天救兵》中男主角，在生命中最後階段，毅然再次踏上追尋夢想之路。是自我的實現，但也是想完成妻子的心願。看見他的勇氣，我們羨慕的多，敢於行動的少。

 而《玩轉腦朋友》中，更大將情緒與記憶這種抽象的概念，用動晝表達出來。對小孩來說，只是一幕又一幕，色彩繽紛的記憶球。但只有成人們，才會一面看一面暗嘆，我們有多少記憶被我們放入記憶堆填區，永遠徹底消失。又有多少被我們放入記憶深處，深到連我們有這段記憶也忘記。世人認為情緒中，只有快樂正面，才是好的情緒。而其他愁、怒、憎、驚的情緒，是壞的情緒。最好讓快樂主導，其他最好不要出現，如此人生才會美滿幸福。但事實上，五種情緒是互補不足，缺一不可，更沒有雖是重要，雖是次要。樂固然讓我們用喜悅角度去看人生﹔但愁讓我們可以更理解別人，及由愁引領樂的出現﹔失去驚恐，我們不會在遇到危險時因害怕而保護自己﹔憎與驚只是我們真實的一面。故此當情緒出現時，無論是喜、怒、驚、恐、憎，我們要做的並非抗拒，而是去接受及反問自己，為何有這種感受。

我看的是廣東話版，只能說配音為這套電影生色不少。尤其黃菀芝為阿愁配音，那種半死不活、眼中一切皆灰，令我徹底愛上阿愁。也可能反映我本性中，應該是愁比樂多，所以才會這麼有共鳴！而彼思動晝的幽默感，也是一絕。特別是片中母親暗示父親探問女兒學校生活時，父母間的情緒反應，及片尾老師、薄餅店員、狗與貓的情緒反映，實際得令人懷欵，彼思是否已暗中發明了情緒分析機，可以準確分析腦中由哪種情緒做主導！

還有看此片千萬要準時入場，不可錯過開首的火山短片。

《小腳與西服》--徐志摩與他的妻子

對我們這些讀中文時還有範文的人來說，對徐志摩的認識，始於新詩《再別康橋》，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的來，我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」﹔加上台灣劇《人間四月天》所渲染及他與陸小曼的情事，徐志摩一生予人浪漫的色彩。而徐志摩的妻子，最為人熟悉的自然是陸小曼，因為陸小曼為紀念徐志摩40周年誕辰，於1936年出版的《愛眉小札》，書內有徐志摩的日記、給陸小曼的情書及陸小曼的日記，記載他們之間的情事。但又有多少人關注徐志摩的原配張幼儀。

張幼儀1915年未足 16歲便與徐志摩成親，其親事是當事的父母之命。其實是張幼儀的兄長做督學時，看到徐志摩的文章，欣賞其才氣過人，再略查其家庭背景後，便向徐家提親。而徐家回覆是，典型的中國式婚姻，一切以家族背景為優先考慮，毋須考慮樣貌性情。

張幼儀並非目不識丁，算是略通文墨，但被家庭教導為傳統婦女，在老一輩人眼中，可算為大家閨秀。可惜徐志摩一開始便不喜歡她，看過她的相片後，便認為她是鄉下土包子。但他依然按父母之命，與張幼儀成親。但一直只視她為家中的擺設、生子的工具。他就算在家，也不會與張幼儀傾談溝通，偏偏張幼儀幼承庭訓，丈夫不開口，她便不敢主動與丈夫傾談。

待張幼儀產子後，他便完成使命般出國，對妻子幼兒留在祖家。

 

張幼儀與徐志摩攝於 1921，張幼儀初抵歐洲時。

張幼儀多番向翁姑求情後，才可出國與徐志摩一起。但當時徐志摩已心繫林徽音。縱使妻子在身旁，每天也只是早出晚歸，與妻子無言共處。不過這絲毫無阻徐志摩在張幼儀身上解決他的肉欲。張幼儀赴英後未幾即懷有身孕，最絕情的是，徐志摩當時不顧張幼儀有孕在身提出分手，故意帶一位穿西服但紥小腳的女士來家作客。令張說出西服與小腳不相配時，立即打蛇隨棍上，表示自己與她，一個是西服，一個是小腳，一樣相配(其實張並沒有紥腳，徐志摩用小腳指張幼儀落後無知)。當張幼儀不答允時，他會離家出走數個星期，對張幼儀不聞不問，絲毫不顧慮張當時不會講英語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沒有錢。


幸好張幼儀當時有兄長在法國留學，她的兄長總算明理，至少沒有責怪她的離婚令家族蒙羞，但也明言張家失之志摩，如喪考妣！張幼儀後來輾轉前往德國，而她與徐志摩再次見面時，已是數個月後。當時徐志摩找朋友向張幼儀轉達離婚意願，張幼儀最終答允離婚，徐志摩得償所願興高彩烈，完全沒有安置及關懷張幼儀的情況及日後生活。

    徐志摩與陸小曼

當時張幼儀離婚後不敢回家，畢竟她與徐志摩是當時第一對離婚的夫婦，成為當時蜚短流長的中心。她娘家兄長甚至要求她在離婚後數年內，不要結交男朋友，以免他人以為徐志摩與張幼儀離婚，是因為她不守婦道。於是依靠當時徐志摩父母每個月寄來的金錢，在德國生活及育兒。可惜兒子彼得又不幸夭折，她最後才離開德國返回中國。



張幼儀返回中國後，繼續進修，甚至成為職業婦女，在工作中有出色表現。她離婚後反而與徐志摩關係比較好。而徐志摩的父母一直不喜歡陸小曼，張幼儀反而對徐志摩父母多加照顧。徐母死時，由張幼儀主理喪事一切事宜，因為陸小曼不懂也不願負責﹔徐志摩墜機死亡時，陸小曼因傷心過度，不肯認屍，也是由張幼儀主理一切及通知徐父﹔甚至徐志摩死後，
張幼儀一直以兒子的名義，每月給陸小曼生活費，因為她認為這是她兒子的責任。張幼儀也自言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愛徐志摩，認為做這一切是責任，若這是愛的話，她是愛志摩。

張幼儀與兒子的相片，其子與徐志摩甚為相似

張幼儀首段婚姻坎坷，中年以後來港，與一位喪妻的醫生相識相知。但當蘇醫生向張幼儀提出婚事時，張幼儀甚為猶豫。她曾寫信徵求兄長的意見，但兄長也不敢貿然給她答案。最後她詢問兒子的意見，她兒子立即回覆﹕「母孀居守節，逾三十年，生我撫我，鞠我育我，劬勞之恩，昊天罔極。今幸粗有樹立， 且能自瞻。諸孫長成，全出母訓……母職已盡，母心宜慰， 誰慰母氏？誰伴母氏？母如得人，兒請父 事。」。此份胸襟，縱使現代人，也未必能做到。

張幼儀與蘇醫生結褵二十年，在蘇醫生逝世後赴美與兒子一家團聚，最後在美國終老。晚年時由她口述，姪女張邦梅筆錄，寫成《小腳與西服》一書，娓娓道出她的一生。

當時在新舊時代交替，很多文人也如徐志摩般，由家人安排親事。魯迅也有由母親安排娶妻，但魯迅與他這位元配只是掛名夫妻，但魯迅一直沒有與她休離，因為他知道若休妻，他這位元配在當時的社會無法立足。胡適的婚事也是由母親包辦，但胡適沒有像其他青年毀婚，反而妻子斯守終身。胡適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：「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，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，我良心上的責備，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。」。徐志摩沒有勇氣在父母安排親事時抗婚，張幼儀在異國時，一方面行使丈夫的權利，但又對懷孕的前妻不聞不問。與張幼儀無感情而離婚，無可厚非。但既然無感情，為何又要與向妻子求歡，根本視張幼儀為免費又便利的洩慾對象！縱使與張幼儀離婚，但徐志摩有責任要安排她與次子的生活，而不是不聞不問。我個人認為，徐志摩縱使文才橫溢，但於人而言，只是一個無責任感，只顧個人情感滿足的自私自利被縱壞的人！



 

   林徽因

而張幼儀之悲，在於她是在舊式禮教下教養長大，被教導成一個傳統的婦人。其實縱使張幼儀沒有嫁給徐志摩，任何一個嫁給徐志摩的舊式大家閨秀，一樣也會被徐志摩迫著離婚。張幼儀背負著的，是中國禮教的原罪。這個便是徐志摩眼中的死罪。但張幼儀也是幸運的，她的離婚被父母兄長接納，沒有視為家羞。張幼儀最後亦能在工作中發揮所長，獨當一面。只能說沒有與徐志摩離婚，張幼儀永遠不會發掘出自己的能力與價值，最後只會在家庭中默默當個傳統主婦，委屈地以丈夫為天，漠然渡過一生。

 
張邦梅，《小腳與西服－張幼儀與徐志摩的家變》，智庫，1996

《 生死邊懸攀山搶救隊的故事》

中國古語有云﹕欺山莫欺水，一直讓人有種錯覺，以為山比水更可親、更安全。但看過此書後，會發現在山上發生意外的機會，並不會比在水上少。有時因為誤以為在山上安全，反而因此大意，最後發生致喪意外比比皆是。常見如中暑，只要沒有提早發現及進行護理，病者很容易死亡。又例如一家大小在山上效遊，只不過不小心足下一滑，滾下斜坡撞上石頭，便魂斷山頭。



假若不幸在香港郊野發生意外，第一個想起的求救的對象會是誰？警察、消防員、還是飛行服務隊？但又有多少香港人知道，原來香港有隊由市民組成，隸屬民安隊，主力負責山嶺搜索及拯求行動的攀山搶救隊(現稱山嶺搜救中隊)！其實若不是偶然在圖書館借到這本《 生死邊懸攀山搶救隊的故事》一書，我不知道原來有一隊由約一百個香港市民組成，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要當值的隊伍。

香港有眾多由民眾組成的義助組織，但看完本書後，只能對參加攀山搶救隊的市民，肅然起敬。不單在平時經常要進行辛苦的訓練，背著沉重的背包與拯救工具在山上長時間行走﹔在崎嶇的山崖石澗上練習攀爬及拯救技巧。一但出任務時，眾成員隨時放下手中的工作與事務，立即趕回總部進行任務，任務可以一連進行十多小時， 常常在惡劣的天氣與環境(或狂風暴雨、或漆黑無光、或根本沒有路徑)的地方，搜尋或拯救遇難人士。有時更要攀下山坡，運送開始腐化的屍體返回平地。有時搶救隊的隊員在惡劣的行動環境中，一但判斷錯誤，不但不能拯救求救人士，反而隨時賠上自己的性命。而能夠體諒及支持這些隊員的家人，更難能可貴。他們可以容忍及接納家人在家庭時間，突然因電話一響，立即返回總部進行任務。很多在災難中的人，皆因搜救隊及其家人的無私奉獻，才能得以安全返回家人。


當然，書中也描述一些行山人士，濫用服務的情況。例如錯誤計算出發時間，以致半夜被困山中而要求服務。一直覺得，若明知道天氣惡劣，仍要外出進行戶外活動的人，一但要求政府救援，政府事後實在應該向這些人要收取鉅額服務費。要知道個人任性的行動，可以導致他人性命命危或令到真正需要服務的人，錯失獲救的機會。



不過自從八仙嶺大火後，政府加強飛行服務隊及消防員山嶺拯救能力，令攀山搶救隊直接參與救援行動大減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攀山搶救隊的隊員，只是普羅大眾，雖然他們熱心公益，也不應讓他們長期直接面對危險的工作。


無論如何，對攀山搶救隊致上無限敬意！


《 生死邊懸攀山搶救隊的故事》，區智浩，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06